来源：渭南红色文化网 发布时间：2024-05-07
1949年1月11日至23日，陕西省白水县史官镇武庄村仓颉庙内，113名代表围坐在古柏掩映的院落中。这场持续13天的会议，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历史上唯一一次党代会，更是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节点。会议通过的《总决议》和《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》等文件，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政治、军事和组织基础，见证了人民军队从游击战向正规化作战的历史跨越。
1949年初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，标志着国民党军事体系全面崩溃。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358万，野战军占218万，而西北战场仍面临特殊挑战：西北野战军虽发展至9.1万人，但国民党军仍保有17个整编师32万人，且占据空军、特种兵及地方保安部队优势。更严峻的是，西北地区地广人稀，民族构成复杂，人民生活困苦，这对部队的城市接管能力和群众工作提出全新要求。
在此背景下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白水武庄村。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村落，因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会议选址：城墙高筑、巷道复杂，仓颉庙高墙环绕，既能提供安全保障，又可容纳大规模会议。更重要的是，白水已建立稳固的民主政权，1947年武装起义和1948年县城解放为会议召开创造了稳定环境。
会议期间，彭德怀作《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》，系统梳理西北战场经验：从宜川战役消灭胡宗南精锐，到澄合、荔北战役的战术创新，再到冬季攻势中锤炼的机动能力，西北野战军以6.8万兵力创造歼敌11.5万的战绩。但报告也直指问题：部分指战员存在游击习气，城市管理经验匮乏，这直接催生了《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》报告。
习仲勋在报告中前瞻性地提出“三个三分之一”原则：三分之一精力接管城市，三分之一改造旧政权，三分之一发动群众。他强调：“接管西安不是打延安，必须学会管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。”这一论断为后续解放兰州、银川等城市提供了政策范本。贺龙传达的“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纪律性”指示，则直击部队纪律松弛顽疾，推动建立《战时奖惩条例》。
会议通过的《总决议》确立三大任务：完成正规化改编、建立城市管理体系、深化土地改革。决议要求部队实现“四个转变”：从分散游击向集中作战转变，从农村工作向城市治理转变，从单一军事行动向综合斗争转变，从临时政策向制度建设转变。这些方针为第一野战军组建扫清了障碍。
针对部队快速扩张带来的组织涣散问题，会议通过《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》，建立“党委制下的军事负责制”。张宗逊在《党委制问题》发言中明确：“纵队党委必须统揽军事、政治、后勤全盘，杜绝各自为战。”这一制度创新在扶眉战役中得到检验，当第一野战军面临马家军骑兵突袭时，党委集体决策机制确保了三个兵团协同作战。
第一次党代会期间，西北野战军高级将领武庄村居住过的窑洞
党代会闭幕后，西北野战军立即启动正规化改编：2月1日，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，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，下辖第1、第2兵团共15.5万人。改编不仅体现在番号变化，更在于作战体系的重构：组建炮兵司令部，统一调配400门美制榴弹炮；建立铁道兵团，修复陇海铁路保障后勤；创设“城市管理训练队”，培养3000名接管干部。这些举措使第一野战军具备了大兵团作战能力。在解放大西北战役中，转型成果充分显现。兰州攻坚战中，第一野战军运用“围城打援”战术，以炮兵火力摧毁马家军碉堡群；银川接管时，提前培训的200名工商干部仅用7天就恢复市场秩序；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，政策宣传队深入牧区，用“减租减息”政策争取到20万牧民支持。至1949年底，第一野战军解放土地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“西北速度”。
白水党代会留下的精神遗产至今熠熠生辉。仓颉庙内的“警卫室”“通讯室”旧址，见证着“小米加步枪”到正规化军队的蜕变；会议通过的《总决议》手稿，字迹间透出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”的坚定信念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会议确立的“政策制定-组织执行-群众参与”模式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