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渭南红色文化网 发布时间：2023-07-10
1928年5月，陕西渭华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。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暴动，不仅在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点燃了革命烽火，更以燎原之势形成了纵横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。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的武装起义，渭华起义以其独特的战略价值与历史地位，在中国革命史上镌刻下不朽的篇章。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革命陷入低潮。蒋介石、冯玉祥相继在陕西“清党”，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。然而，渭华地区却呈现出特殊的革命韧性：这里既是陕西党团组织最早建立的区域之一，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。当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学校、逮捕进步师生时，渭华儿女以“宣化事件”为导火索，用农具和木棍夺回被侵占的校园，揭开了武装反抗的序幕。
中共陕西省委敏锐捕捉到历史机遇。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，省委确立“党到农村中去”“党到军队中去”的方针，将渭南、华县等五县定为暴动核心区。刘志丹、唐澍等革命先驱临危受命，他们深入西北军新编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，通过整顿部队、发展党员，将这支旧军队改造为革命武装。当许权中旅在潼关前线与军阀激战时，起义指挥部已悄然在高塘镇布下棋局。1928年5月1日，渭南县崇凝镇的五一集会成为起义的爆发点。会场上，“有土皆豪，无绅不劣”的标语与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口号交相辉映，陕西首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在此诞生。与此同时，华县高塘镇的军民联欢会正式宣告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，刘志丹、唐澍、许权中等领导人接过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，这支近千人的革命武装随即展开战略展开。
起义军采取“以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战术，在陕东赤卫队配合下，迅速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。他们焚烧地契、分配粮食，在48个村庄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形成以高塘、塔山为中心的红色区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起义者创造性地将学校改造为革命阵地，宣化小学成为区委机关驻地，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则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讲坛。这种军政结合、文武并重的实践，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。面对国民党军的三次“围剿”，起义军民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智慧。在塔山伏击战中，李大德指挥赤卫队利用地形设伏，与谢子长部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全歼敌军一个营。高塘保卫战更显战略眼光：当敌军骑兵师偷袭司令部时，留守部队凭借骆驼岭天险顽强阻击，同时紧急调派谢子长部迂回敌后，这种“正面坚守与侧翼突击”的战术组合，充分体现着游击战的精髓。然而，敌我力量悬殊终究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当冯玉祥调集三个师发动总攻时，起义军被迫向秦岭转移。在洛南两岔河的最后一战中，唐澍率部与十倍之敌展开白刃战，警卫员全部牺牲后仍坚持战斗，最终身中数弹壮烈殉国。这种“血战到底”的革命英雄主义，与后来红军长征中的惨烈战斗遥相呼应。
渭华起义的失败并非终点，而是新革命征程的起点。刘志丹在起义军余部转入隐蔽斗争时，已开始思考“向井冈山学习”的战略转型。他后来在陕北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，充分借鉴渭华经验，将土地革命、武装割据与统一战线相结合，最终形成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完整实践。这种实践不仅孕育了西北红军，更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。
起义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，虽然仅存月余，却开创了西北地区红色政权的先河。那些分发给农民的土地契、记录着革命政纲的布告，至今仍在博物馆中诉说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初心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起义锻炼出的干部队伍成为西北革命的火种，仅华县高塘地区就有数百名青年跟随刘志丹北上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骨干力量。
重审渭华起义，其战略价值与历史启示愈发清晰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坚持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正确道路；在武装斗争中，注重军队政治建设与群众工作结合；在挫折面前，保持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坚定信念。这些经验不仅属于过去，更照亮着新时代的前行之路。
